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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心宏大命题。他们担心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,也非常关心国内的问题。这是在谈话中经常会涉及的内容。然而,我发现乡村里的人们,对这样的问题,并没有表现出很大的兴趣。大体上,他们只是想提高自己的生活而已。 美国中产阶级有点“变态” 傅小平:普遍的说法认为中国目前还没有比较成熟的中产阶级。如果单纯以经济指标来衡量,比如你在《寻路中国》中采访的那些小工厂业主,或许可以算得上中产阶级。在中国,这些人多被看成是暴发户。对中国所谓的中产阶级,你做何判断? 海斯勒:中产阶级当然在成长。我在涪陵认识的一些人,当我认识他们我的学生,成为我朋友的小企业主,我的同事的时候,他们当中的大多数,都可以被看成是中产阶级的下层。当我拜访他们,感觉他们的中产阶级地位挺牢固的。他们有固定的收入,他们也总是努力工作,使他们的孩子得到好的教育。他们可能是中国的支柱之一。那些步入中产阶级的人,或许没受过什么教育,也很老土,但他们努力工作让孩子受到好的教育。在美国,现在大人们不愿意在这方面费这么大的劲。我想,在二十世纪早期,美国人在这方面有更强烈的要求,可今天,你经常会看到,他们挣很多的钱,但并不试着让他们的孩子接受良好教育,以便达到更高的水平。我想这很大程度上是对教育的不敬,他们同时表示出对知识精英的反感。以我的观点看,这并不健康,甚至有些变态。 傅小平:很显然,你认为是中产阶级的这部分人,之所以会在教育上有更多投入。一方面是他们有这个资本,可以弥补自己因过去贫穷造成的缺失。另一方面,他们的初衷更在于,让下一代继承、发扬自己积累的财富,保有并提高社会地位。这样的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。比如,中国很多有钱人的第二代,他们占有了更好的教育资源,但未必收获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良知。 海斯勒:我想,中国的一个问题,在于有太多人急于获得成功,他们在前进的路上并没有得到太多援助。他们的家庭倾力支持,但这很不够。这里没有任何健全的社区组织,或宗教团体,也没有给予直接帮助的政府部门。人们只能依靠自己解决问题,因此,也容易滋长自利倾向。这里还不是一个开放、慷慨的社会。在美国的情况很不一样,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,美国的财富有显著的增长。像洛克菲勒和卡内基这样的人,拥有巨大财富却决定舍弃大量的钱财。他们把这些钱捐赠给图书馆、大学,各式各样的社区组织。这当中一部分是因为他们有宗教信仰,但我想还有一个原因在于,他们挣得财富,并没有像今天在中国这样艰难。看看比尔·盖茨和沃伦·巴菲特他们拿出大笔钱用于慈善事业;他们并不想给自己的孩子留下大笔财富。巴菲特还在《纽约时报》上发表文章表示,像他这样的富人,应该缴纳更高额度的税款。因为,这样将有益于社会。你能想象中国的富人,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吗? 尽管在我的感觉里,当下美国有很多缺陷,但始终有一种强烈的共享意识。这可以是地区性的,但它同时在更高的层面上良性运转比如说,比尔·盖茨尽其所能,为非洲的医疗事业贡献力量。这是一种共享的天性。我想这是中国在的下一个阶段亟须考虑的问题。中国社会需要更多像这样投身于社会慈善的人。 个人主义最重要的品质在于懂得换位思考 傅小平:中国改革开放以来,独立的个体在迅速成长。我的疑惑是,如果没有一种坚定的价值体系的支撑,坚持个体价值,或许会像你在《江城》中提到的几个学生一样无所适从,走向毁灭;或者为了适应社会谋求生存,变相地放弃自我,最终沦为乌合之众。你是否有这样的忧虑? 海斯勒:在今天的中国,虽然工作模式,以及很多生活方式,甚至表现出比美国更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。人们现在不得不依靠自我奋力拼搏,以谋求在社会上的位置。如此依赖于自我,甚至看起来叫人难以置信。所以,我感觉这已经开始改变传统的集体习惯。有时,这会导致自我中心。不过我想,既然中国社会处于比较早的进程中,这是很自然的。对此,我感到非常乐观。当我看到在工业小镇或类似这样的地方,人们试着自己解决问题。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,我想最终对社会来说将是一笔很大的馈赠。你已经可以看到,那么多中国人开始更多对自己的社会充满思索、表示关切。他们抱着个人的愿景去问一些艰难的问题。他们满怀希望去寻找,把新个人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极的成分结合在一起的路径。这恰恰是当下美国社会所欠缺的。 傅小平: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成长的新一代,个人利益得到了强调,但另一方面,他们对包括政治在内的公共事务普遍表现冷漠,或者是知道自己无能为力,有意保持距离。这并不利于正常公民社会的建立,也不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。你怎么看? 海斯勒:的确如此。我想,对个人主义到底意味着什么,我们经常有错误的看法。当人们在美国呆了一小段时间,他们会认为,这是一个每个人都随心所欲,做自己想做的事的社会。不过,坦率地说,关键在于这不是自由,而是一种责任。社区能良好运转,因为成员们都觉得值得为之投入和付出,他们愿意不厌其烦去帮助别人,以确信任何事物都运行良好。因此,对他们来说,自由和责任感同等重要。我想,个人主义最重要的品质,在于它让你学会换位思考。在一个积极的、盛行个人主义的社会里,你会看到和你截然不同的一些人,但是你会对他们表示同情和宽容,因为你能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。当然,并不是每个人都做得那么好,在美国的很多人、很多地方,这并没有起到作用。但在一定的社区里,的确是这样。同样,在欧洲的一些地区,也是如此。有很多地方,那里都有很强的义务和责任感。 中国还没处于 一个非常美好的阶段 傅小平:怎样处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,是任何一个国家都要面对的重要命题。中国的现状是,大政府小社会。普通民众遇到很多难题,特别有赖于党和政府的支持。通常遇到灾难性的大事件,官方会出来说,民众要相信党、国家和政府。民众当然也乐于相信,所以才会有上访等现象,但上访无济于事的时候,民众只能靠自己解决。所以,政府与个人之间就陷入这样一种悖谬的境地。 海斯勒:当然,中国社会还没有处于一个非常美好的阶段。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存在一些分歧。原因在于他们之间有很多的不同。中国社会充满竞争,也有一定的民主,从某种意义上说,人们到处自由自在地寻找机会。但政府本质上缺少竞争,也缺少民主。所以,两者之间怎么样才可能有很好的沟通?政府真的
本期登场:反扒“神警”胡雪林的故事 摘自《猫鼠博弈》 作家出版社 陈歆耕 著 此书是一部具有新闻性、真实性、文学性的优秀长篇报告文学。 反扒“神警”胡雪林从事反扒20年,抓获小偷5000多个的传奇故事,读来令人荡气回肠、欲罢不能;数十个小偷的口述实录,既真实反映了他们从普通人堕落为扒窃分子的思想、心理演变轨迹,同时也折射出社会道德情境、风气存在的种种困扰。近距离审视现实的残酷真实,使我们震惊、震撼,促我们反思、警醒! 来自湖北某市的四男两女,组成了自助旅游团。他们或坐长途空调大巴,或坐火车,从武汉往江苏方向行进,无固定目的地,沿途只要有城市,他们就住下来,走走停停,吃喝玩乐,过着逍遥安逸的日子,却不用自己掏一分钱。 他们的钱从何而来?靠亲友资助?否!有可花公款的接待单位?否!那么唯一可能的是随身携带袖珍印钞机?否!这样的印钞机科学家还没有发明出来。那么他们靠什么支付每天六人的吃喝玩乐、游山玩水的不菲的消费?一个字,偷! 因此,他们既是旅游团,也是偷窃团。令人震惊的是这伙一路靠扒窃来支撑巨额消费的“贼头”,居然是某市人民法院的书记员。他的女友也在这个团伙里,虽然他不直接偷,但他指挥他们去偷,然后共享偷窃成果。一旦被发现,他则亮出自己的法官身份,为同伙脱身掩护。于是“老鼠”一次次得以安然脱险,“猫”和“老鼠”一次次则举杯同欢、额手称庆。 此事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某年春天,正是江南暖风吹拂、莺飞草长、柳叶初绽、适合旅游的最佳季节。这伙人一路逍遥到了镇江。此前,他们经过很多地方,基本上都有惊无险,把别人的口袋当成了银行的取款机,一次次地成功获得“可持续”玩乐所需要的人民币。但他们料想不到,到了镇江,一出火车站出口,就被胡雪林盯上了。从他们相互间讲话的姿态、神态、衣着上,胡雪林就认定这是一伙不务正业的人。 在某公交车车站,这伙人趁人多往车门拥时,相互掩护,围住一女士,一人则把女士口袋里的钱包扒到手中。胡雪林把扒窃者抓住,把他从车门边拉下来。女士钱包里有800元外汇券和1000元人民币。他们的贼眼看得真够准的,在那个年头身边能携带此等数额钱的人并不多。 此时,一30多岁的男子走来,从身边掏出法官证,说:“他(指扒窃者)是我朋友,看在我们是一家子(同是法制系统工作人员)的分上,放了他吧!我们出来旅游,身边没钱了,他才犯错……” 胡雪林看了他的证件,从上面看该男是某省会城市区一级法院的书记员,心里不禁“咯噔”了一下:好家伙,执法人员居然与窃贼同流合污,这还了得。同行中有此等败类,真是奇耻大辱。他鄙夷地看着他,没等他吭声,该法官又说:“你要什么东西,我回XX给你办。我爸是XX市人民法院院长……”从后来调查的情况看,此男父亲、姐姐、姐夫确实都在当地法院系统工作,他也是区法院的书记员,但此男从小好逸恶劳,一直在社会上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鬼混。 为了稳住这伙人,胡雪林就说,“你们先跟我一起到刑警大队去,能帮忙我会尽量帮忙。”胡雪林的徒弟先将其余5人分别用手铐铐住,然后这位同行的法官也跟随着一起被带到了刑警大队。工作人员对他们分别进行了审讯。该“法官”称:“我没偷,我在一边玩。”而同行5人则供称:“是他带我们出来的!”他们沿途到了芜湖、南京等很多城市,作案数十起。 这个集“贼头”与“法官”双重身份的家伙被判处四年有期徒刑。 并非只是猫逮老鼠的故事 15 明天请看:毛细血管 陈歆耕
古代办案重“口供”,于是“刑讯逼供”成为办案特别是打击政敌时的不二法宝。 一些朝代规定了法定刑讯工具,唐朝使用的是“囚杖”,宋朝使用的是“荆子”,清朝使用的是“竹板”或“夹棍”,也就是说,在审讯犯罪嫌疑人时使用这些刑具是合法的。汉朝重用张汤、王吉、周纺之流的“活阎王”,武则天重用周兴、来俊臣、索元礼等酷吏,朱元璋、朱棣等明朝皇帝创立的锦衣卫和东、西厂等机构,无一不是靠“刑讯逼供”而臭名昭著。 武则天时期的酷吏来俊臣,不仅“以其人之道”,刑讯逼供了自己的“同伙”周兴,发明了成语“请君入瓮”,还撰写了一本让世界人民震惊的著作《罗织经》。 此书不仅是“整人经”、“害人经”,还是“刑讯经”,收录了“凤凰晒翅”、“玉女登梯”、“仙人献果”、“突地吼”、“死猪愁”等刑讯逼供手法,比“躲猫猫”的科技含量要高得多。审讯前,来俊臣一般先请囚犯“参观”刑具陈列室,囚犯们看后,很少有两腿不发抖,冷汗不直冒,精神不崩溃的,再清白的人也都乖乖认罪。明朝锦衣卫和东、西厂等机构,又把《罗织经》的精髓发扬光大,酷刑之下,不知平添了多少冤魂。 尽管刑讯逼供肆无忌惮,但史上仍有一些人勇敢的人站了出来,给残酷的刑讯逼供史平添了些许温情。 首先,一些明君通过法律抑制刑讯逼供。《秦律》规定:“能据供词追问,不用拷掠而明案的是上策;用考掠而不得案情的是下策。”根据这一原则,秦朝又对审讯罪犯做了进一步规定:“凡讯狱,必先尽听其言而书之……更言不服,其律当治者,乃谅(笞掠)。”东汉时期,有王吉、周纺之流的“活阎王”充斥司法领域,东汉拷讯之酷、司法之黑暗不难想像。章帝刘坦曾在诏书中引《律》曰:“掠者唯得笞榜立。”意思是只能对涉嫌抢劫的犯人审讯时动刑,其他类别的犯罪不得搞刑讯逼供。 尽管有法律抑制,但仍有不少官员为了提高破案率,也会钻法律的空子,制造了许多人间悲剧,引得天怒人怨,于是,历史上第一个向刑讯逼供宣战的人闪亮登场。 此人就是东汉和帝皇后邓绥,她先后迎立殇帝、安帝,以皇太后身份临朝执政近16年,临朝期间,她不仅6次大赦天下,而且通过亲自审问囚徒,平反了因刑讯逼供导致的大量冤假错案,其中免去死罪的有36人,其他罪过的80人,并严惩了16名为泄私愤而搞刑讯逼供的官吏。 如果说邓太后是以一己之力,点燃了古代反刑讯逼供的第一缕光亮的话(春秋时期曾有“晏子巧谏齐景公减刑戮”的事,但那是针对刑罚酷刑,而非针对刑讯逼供),那么隋文帝则是从理论和制度层面,第一次全面规范了审讯工作,被称为中国史上第一个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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